马克思主义行的三重理论逻辑

发布时间:2022-07-14    阅读:1 次

  习指出,“中国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发展及其实践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行的真理力量。理性审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面向引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重要使命,要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行”的逻辑必然性,只是立足过去的成功实践是明显不够,还必须在理论的逻辑中为马克思主义“行”找到必然性的根据,并使之成为我们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根本遵循,因为实践的结论通常是具体的、有条件的,只有理性的结论才是普遍的、具有必然性的,才是对未来的实践具有价值的。

  马克思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1]并不是否认在对人类认识的证明中理性逻辑所具有的意义,而是强调了理论的现实性和力量要在实践中来体现,尤其是对于认为“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其所具有的实践本质,决定了必然要把自身转化为具体实践的理论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理论不断把自身具体化、不断同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因为,在人类认识和实践的辩证法中,从实践到认识的发展遵循着抽象的原则,人类的认识就是从各种不同的具体实践中抽象出一般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理论,而从认识到实践的转化则体现为具体化的逻辑,是理论在具体实践中对自身的实现,即把自己转化为改变世界的具体物质力量,实现理论改变世界的实践本质。这种从认识向实践转化的具体化理论逻辑,在中国的理论和实践发展中就具体化为中国化。

  回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及其实践的曲折历程,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理论逻辑就具体体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是马克思主义行的决定性因素。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作为这一逻辑的实际表达,既是我们接续取得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伟大成就的重要法宝,也是我们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不断实现飞跃的理性结论。对此,我们不仅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如王明、博古等脱离中国具体实际的“左”倾教条主义,不顾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抽象的教条,结果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曲折和灾难。曾深刻批评过脱离“革命实践的需要”“为了单纯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强调不能“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2]在实际上指出了实践中背离具体化的理论逻辑的错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发展及其实践的伟大成就,从根本上说就是以具体化的理论逻辑为基础的。继续引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也必然要坚持具体化的理论逻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时代化是另一种意义的具体化,因为任何一种具体化都必然是一定历史时代中的具体化,如果说具体化突出的是理论的空间条件,时代化则着重表达着理论的时间要求,表达着理论必须与时俱进的现实性品质与当下关怀,正如海德格尔所强调的,“所有不具有此在的存在方式的存在者都必须被理解为无意义的存在者,亦即从本质上就对任何意义都是空白的存在者。”[3]特别是对于把“改变世界”的实践作为重要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所要改变的世界就是现实的世界,他所针对的是一种现实世界的兴趣,而不是以往历史的兴趣,他的理论的实践性就表现为改变现实世界的物质力量。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一切活动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理论逻辑,就内在地包含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理论逻辑。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并持续葆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其坚持与时俱进,拥有时代化的理论逻辑是分不开的。

  善于在时代化的理论逻辑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并用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既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接续奋斗取得伟大成就的宝贵经验,也是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行的必然性逻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时代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创立了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时代相结合,接续推动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特征,深刻认识引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历史使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创立了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使之成为我们党奋进新征程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当今世界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基础。

  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马克思主义就其本质来说是关于人类解放及其改变世界实践的学说,实践性是其最根本的特性,这种特性具体来说就体现在“理论一定要与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化表达中。但理论并不会自己转化为现实的实践,它只能通过掌握群众,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中实现自身,这个理论实现自身实践本质的过程,包含着理论与人民群众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将这种辩证统一关系深刻地表述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5]而理论与人民群众的辩证统一,既需要大众化的理论逻辑,这是理论走出书斋、走出实验场、走出思想家的头脑,掌握群众,让群众接受的过程,也需要理论化的大众逻辑,这是大众走向理论、掌握理论、运用理论,提高自身、树立崇高信仰的过程,当然这两个过程通常并不是分开的,而是相伴实现的,以至于我们如果不深入地分析,就很难将它们区别开来,但马克思对此已有非常清晰的论述,指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6]

  大众化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实现自身的最后一公里,这最后一公里既包含着理论的通俗化,用列宁的深刻表达就是“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7]也包含着大众的马克思主义化,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8]就是希望我们全体党员干部都要深入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及其实践中,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涌现了大批把马克思主义讲清楚、说明白,通俗化、形象化的理论家,如善于用老百姓的话讲深刻的道理,善于在深入浅出的谈话中解决重大理论问题。同时,我们党也高度重视大众的马克思主义化,并善于在创新中加强全党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教育,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比如延安整风运动就在我们党的建设史上开创了有组织集中学习教育的先河,使集中学习教育成为我们党提高广大党员干部思想理论水平、解决党内思想政治问题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优良传统,深入持续开展集中学习教育,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逻辑也成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行的必要前提。

  [3]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77页。